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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赤壁》省去了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情節，令不少人感到失望和不解。
導演對此的解釋是，《三國演義》中有“舌戰群儒”的描述，但更為真實的《三國志》卻沒有相關記載。“舌戰群儒”真有其事嗎?《三國志》和《三國演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寫道，諸葛亮于赤壁之戰前夕，到柴桑游說孫權與劉備聯合抵御曹操，同孫權麾下張昭、虞翻、步騭、薛綜、陸績、嚴畯、程德樞等文人儒士發生激烈口舌交鋒。
諸葛亮言辭犀利，“眾人見孔明對答如流，盡皆失色”。此一情節為古今戲曲影視作品所渲染，成為烘托諸葛亮個人智慧的重要片斷。但這一激烈的舌戰，卻只是文學作品的想象，并非真實的歷史事實。
據嚴肅的歷史典籍《三國志》記載，曹操進占荊州治所襄陽，劉備欲率眾奔據江陵，途中被追兵擊敗，不知所從，甚至有南逃蒼梧的打算，適遇奉孫權之命前來觀察荊州態勢的魯肅。
魯肅力勸劉備與孫權聯合抵御曹操，并以諸葛瑾好友的身份獲得了諸葛亮的信任。于是，劉備率殘部到達夏口，派諸葛亮出使東吳。
《三國志》記錄了諸葛亮與孫權的對答之詞，大致內容是：諸葛亮稱曹操奪取荊州，劉備雖處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困境，但仍將堅決與曹操抗爭，孫權應量力而行，要么舉兵相抗，要么束手降服;年輕氣盛的孫權表示自己決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于人”，要與劉豫州聯手，但同時也對劉軍殘存實力和曹軍的強大感到擔憂;諸葛亮不無夸大地稱劉備尚擁有精兵二萬余人，并分析曹軍遠來疲憊，荊州民眾并非心悅誠服接受其統治，且曹軍不習水戰，孫劉聯手，有將其擊退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三國志》一書中并未有諸葛亮與其他人交談的描述。
而且，此后數年間，該書再無關于諸葛亮活動的記錄。《三國演義》中有關諸葛亮的描寫，無論是“舌戰群儒”，還是隨后的“草船借箭”、“借東風”等，全屬小說家言。
歷史上，孫氏集團在對待曹操進占荊州的問題上，的確存在意見相左的兩派。要割據自保，與挾強大政治軍事優勢以及經濟、文化、人才優勢的北方抗衡，僅據江東一隅難以實現。
因此，早在赤壁之戰前，孫氏集團就已定下奪取荊州，將來有可能再奪取益州，“全據長江”，從而自保的戰略方針。
曹操突然進占荊州，不僅使劉備失去了托身之地，也與東吳共享“長江之險”，使孫氏集團戰略目標的實現變得異常艱難。降還是戰，成為當時必須面對的選擇。
在此情形下，諸葛亮為劉備集團的利益奉使前來勸說孫氏抗曹，自然會與主張降附曹操的張昭等人有所討論、辯駁。
歷史典籍中未能留下這些討論的只言片語，卻給了文學家以盡情想象的空間，但文學想象終究還是想象，不能視為歷史的真實。
《三國志》是現存唯一的有關三國時代的系統歷史著作，作者為西晉時期的陳壽。
陳壽，今四川南充人，曾任職于蜀漢政權，在西晉時任著作郎，專職修史，并最終撰成《三國志》六十五卷。該書仿《史記》、《漢書》為紀傳體，同時又根據三國歷史的特殊情形，分為魏、蜀、吳三部分。
《三國志》得到了西晉統治者的認可，亦為當時學者所推許。該書雖不免因政治因素而影響到記錄的真實性，但總的來說引文精煉、史實準確、取材嚴謹、文字流暢。
不過，由于《三國志》所記史實較為簡略，南朝時，裴松之奉宋文帝命，引用二百四五十種書籍，對書中所記人或事補充以大量史實，如有不同說法則并存以備異說。
同時，還補充了大量新的史實和人物事跡，間有他人及裴松之本人的評論。文字最終有陳壽原書的三倍以上。裴注原本獨立成書，后人將其散于陳壽書相應各處，亦是了解三國歷史最為原始的資料，被公認為與《三國志》正文具有同樣的史料價值。
至于《三國演義》，則是元末明初羅貫中編寫的一部歷史小說。
作者顯然對《三國志》及裴注研讀甚深，小說中出場的主要人物于史有據，主要的歷史事實與歷史發展線索亦大致不差，一些人物對話甚至就是對《三國志》或裴注所記內容的摘引。
閱讀這部文學名著，無疑有助于對三國歷史的了解，其對我國民眾的影響遠比《三國志》要大。
但是，小說并不追求絕對的歷史真實，而是要有虛構，才能有故事，才會有吸引力。
具體來說，在“舌戰群儒”一節中，羅貫中讓薛綜、程德樞出場與諸葛亮辯論，而事實上這兩人當時身處遠在今越南北部的交州，而非柴桑;
張昭為漢末著名文人，是孫權的輔佐要員，作為晚輩的諸葛亮，假如真與其有所辯論，也絕不可能使用“夸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這樣尖酸刻薄的詞句，而張昭的反應卻只是“無一言回答”。
總之，演繹三國歷史的當代影視作品，并不是在進行嚴謹的歷史考訂，但若能以《三國志》的內容為取舍標準，應該說是更為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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