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記者節是幾月幾號

國務院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批復中國記協，同意11月8日確定為中國"記者節"。

所以，每年的11月8日為中國“記者節”。

中國記者節的產生

1999年9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以國務院第270號令公布了重新修訂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提到"記者節"是一個不放假的全國性節日。

《辦法》頒布后，在新聞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9月19日一早，全國各地的新聞工作者紛紛給中國記協打來電話，詢問"記者節"的情況，希望確定這一節日的具體日期，并提出了不少建議。中國記協是全國廣大新聞工作者自己的組織、記者之家，維護新聞工作者的合法權益，代表新聞工作者的利益，幫助新聞工作者弄清楚"記者節"的具體時間是記協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中國記協書記處的領導下，我們翻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發現解放前我國有一個"記者節據史料記載，1933年1月，江蘇《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以"宣傳共產"的罪名被殺害，隨后上海《申報》披載了其被害的消息，在當時新聞界引起震動，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放輿論，保障人權"。在強大的聲勢下，南京國民政府于1933年9月1日，被迫頒布了《保護新聞從業人員及保護輿論機關的通令》。

這個《通令》成為當時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的工具。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9月1日為"記者節"。這一倡議，立即得到全國新聞界的積極響應。廣大新聞工作者在全國各地聚會，以不同方式慶祝"九一記者節"。當時，不僅國民政府控制區，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也都舉行了慶祝儀式。

1944年3月25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正式核定9月1日為"記者節"。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提到了"記者節"，但沒有明確是否承襲沿用原"記者節"的日期，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也從來沒有過過"記者節新中國的"記者節"到底定在哪一天?中國記協黨組、書記處在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研究，并經主席辦公會議討論同意，認為"記者節"的具體日期定在11月8日比較適宜。

眾所周知，中國記協(前身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成立于1937年11月8日，是由周恩來倡導支持創立的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1949年，它同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15個全國性人民團體及民主黨派一起發起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新聞工作者的惟一有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幾十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它積極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動，為團結我國廣大新聞工作者，推動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以及在開展國際新聞界友好往來等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在國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

中國記協是由中央級新聞單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新聞工作者協會、各專業記協及其它新聞機構、新聞從業人員聯合組成的全國性人民團體，代表著全國75萬新聞工作者，以其成立日作為"記者節"的日期，有著廣泛的代表性。中國記協將這一建議報國務院后，國務院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批復中國記協，同意11月8日確定為中國"記者節"。從此，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節日。

記者節感言范文

20xx年，滄海橫流，疾風勁草，這注定是中國記者的光榮之年。歷史不會成為新聞，但在2008年，中國記者們用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用滿懷熱忱、一腔熱血寫就的新聞，則必然擁有了記錄歷史的光榮。

11月8日，又是記者節，且展“史記”，細數榮光。

記者的光榮，來自與國同難。再有4天，汶川大地震就過去半年了。這場災難，已成為中國人2008年的集體記憶。用筆、用鏡頭、用話筒定格這記憶的，正是記者。借著月光，徒步挺進震后孤島的，有記者;駐守高山堰塞湖，風餐露宿的，有記者。沒有硝煙，但面對生與死的考驗，記者們像戰士一樣沖鋒。最近的現場，最近的感動：文字圖片傳遞災情也傳遞信念，24小時直播凝聚淚水也凝聚感動。如揚聲器，如宣言書，中國記者向世界宣示中華民族的不屈力量，向世界宣示災難中挺立偉大的中國，同樣，也宣示自己的信仰和忠誠：對職業的信仰，對人民的忠誠……

記者的光榮，來自與國共進。29個大腳印沿北京中軸線走來的那天，剛好過去3個月。這是運動的競技場，也是媒體的競技場。中國記者的表現，也當之無愧于一面“金鑲玉”。記得有這樣一張奧運照片：馬拉松選手在奔跑，而前面一輛拖斗車上斜放一塊木板，密密麻麻蹲了幾十位記者，舉著“長槍短炮”，神情專注……其實，每一張照片、每一篇報道、每一個版面、每一期節目背后，都有幾十位甚至上百位這樣的記者，他們的汗水，流得像運動員一樣多。“世界給我16 天，我還世界五千年”，奧運會，讓中國走向世界，也讓世界了解中國。中國記者、中國媒體的表現，像運動員的成績、志愿者的微笑、中國人的熱情一樣，寫進了奧運會的歷史。

記者的光榮，更來自其不斷推動社會前行。今年，也是改革開放30周年。從小崗村摁下的鮮紅手印，到十七屆三中全會允許土地使用權流轉，中國走過了漫長的發展之路。十七屆三中全會剛閉幕，記者們已經下到農村，了解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意義，探討流轉中應該解決的問題。在30周年的節點上，面向未來，推進政策的完善，推動時代的前行，是記者的職責，更是記者的光榮。

實際上，每一次有良知的報道，不也是記者在推動時代前行嗎?“奶粉事件”后，記者對奶業和食品安全的拷問，推動著相關行業的成熟;“橘蛆事件”的報道，記者反思信息的公開和透明;“瞞報婁煩礦難”、“臨汾潰敗事故”，因為媒體和記者的參與，或得以公開，或得以澄清……而“一周局長”、“紅頭文件賣柑橘”、“市長回帖自辯”等等，無不在記錄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的同時，也推動著這一進程。“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即使是一小步，也是記者無尚的光榮。

11月8日，記者節。以職業為節，為了記者的光榮，也為了光榮之后，腳步更從容。作為記者，在中國是幸運的。是的，在這里，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正在發生，在這里，30年走完了國外近百年的發展路程。所謂的“幸運”，不僅是事件多、新聞多，也不僅是能記錄下日新月異的變化、見證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更重要的是，能夠參與進來，在風云激蕩中，成就記者的職業價值，成就作為記者的人生價值……

所以，記者的光榮，并不屬于一己，而是屬于這個偉大的時代，這個偉大的國度。古人有云：“躬逢其盛”，“躬”既可解為“親自”，也可解為“曲身”：面對偉大，個人怎能不心生敬意，怎能不滿懷謙卑?細數光榮后，請束之高閣，在這個幸運的時代，從容前行。

這是個幸運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復雜而矛盾的時代。“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這是十七大報告對國際國內形勢的基本判斷。因此，不能不提到來自美國著名新聞工作者普利策的比喻：“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這個比喻，當下中國的記者，尤其該牢記于心。在這個復雜的時代，光榮只屬于過去：船頭的瞭望者不需要太多行李，他需要的，是一雙善于發現的眼睛，一支善于表達的筆，或許，還需要一副能嚷嚷的好嗓門……從容，是為了自己的腳步，也是為了國家這條大船的征途。

然而，這也是這樣一個時代：很多人汲汲于名，碌碌于利。剛剛發生的“排隊領封口費”事件，雖然只是個別行為，但仍然讓人警醒。金錢、權力，總有著大于想像的誘惑力。然而同時，績效考核、評價稿費、收視大戰、末位淘汰……也讓“無冕之王”倍感壓力。這些，也需要記者們坦然面對，既須謹記記者的節操、堅守道德的底限，也須爭取自己的權利、維護自身的權益。這些，與做“船頭瞭望者”，同樣重要。

實際上，記者，像教師、工人、農民或者公務員一樣，本來只是一種職業。種種光榮，與其說是人為賦予的光環，不如說是由職業派生的責任。記錄社會前進年輪，推動巨輪前進，發現暗礁淺灘……說到底，這些，都不過是“記者”這個職位的基本要求。做得好，是應該;做不到，是失職。因此，更需要看輕光榮，從容邁步。

新聞界前輩張季鸞，上個世紀40年代，曾對“記者節”作過如此的兩個解釋：一是記者的節日，一是記者的節操。20xx年11月8日，又是記者節，當慶祝節日，共享光榮，也當堅守節操，從容前行。

記者節的歷史起源

上世紀30年代在鎮江曾經有一份報紙叫《江聲日報》，該報創辦人劉煜生為江西人，大革命時期曾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熏陶。抵鎮江后，劉煜生立志以報紙喚起民眾，遂創辦《江聲日報》，喻指是鎮江百姓代言人。民國時期，雖然政府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 ，而且強調“保障人民的自由權”， 但這一紙空文絲毫未能約束政府官員對輿論的鉗制。

1932年，劉煜生抱著“犁盡天下不平事” 的愿望，在《江聲日報》開辟《鐵犁》副刊，并稱該副刊“需要新的記述，愛的素描，是大眾的呼聲，是不平的吶喊” 。之后陸續刊登了一些具有時代特征的進步文章。其中在《時代不是時代》一文有這樣的描寫：時代已飛卷起狂濤，一切舊的馬上就被沖倒，時代已撞起喪鐘，一切舊的眼看就要葬送，奴隸們斗爭吧!不料，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以“顯有階級斗爭之用意，察其文字，含有共黨口吻” 為借口，稱劉“意圖顛覆政府，實屬罪不可逭”， 親自下令省公安局逮捕劉煜生，查封《江聲日報》。

一介報人何以令省主席親自出馬大動干戈呢?原來顧祝同的兒女親家趙啟錄時任省民政廳長，吸食鴉片成癮不聞政業，百姓痛恨。劉曾多次在《江聲日報》揭露省政府官員參與買賣鴉片的內情，觸犯了當局。顧與趙關系親密，劉揭趙，顧自然不會袖手旁觀。劉被捕及《江》報被封，立刻在全省引起強烈反響。鎮江新聞公會率先而起，向全國及南京政府呼吁，要求保障新聞自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各大報紙發表文章聲援。在民眾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經調查，形成結論性意見，認定《江》報“無反動文字” ，促顧放人。顧無枧省黨部，拒不放人。顧藐枧法律的行為震驚了國民政府***，院長于右任拍案而起，派兩名監察委員赴鎮江調查。顧置民怨和法紀不顧，于1933年1月21日將劉煜生秘密槍斃。

劉無端喪命，顧逍遙法外，輿論大嘩。上海新聞記者公會成立了“劉煜生案專門委員會” 赴南京，發出通電稱 “如此摧殘人權，草菅民命，在軍閥時代已屬罕見，而顧竟敢悍然為之。”南京新聞記者公會在<宣言>中稱:“似此任加人罪，何殊軍閥暴行，若不加聲討，嚴懲重罰，不特新聞記者人人自危，即全國人民亦時時恐佈，國家紀綱破壞無余，社會秩序豈有寧日。”之后發出振聾發聵之呼聲: 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共作不平之鳴，籍盡護法之責。抗議浪潮迅速蔓延全國，無錫，常州，鎮江，北京，天津，武漢，廣州，青島，太原，杭州等地均舉行集會，發表通電。

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主席宋慶齡聞知顧如此踐踏民權，隨即召集緊急會議，并通知駐滬各新聞單位派記者旁聽。蔡元培，林語堂，鄒韜奮，史量才等均到會。宋慶齡倡議罷市一日，得到一致響應。各地報刊紛紛發文遺責。鄒韜奮在<新聞記者>一文中慷慨陳辭，不要“以為只須新聞記者能受操縱，能馴服如綿羊，便可水波不興，清風徐來”, 而“水波不興的下面必將有狂瀾怒濤奔臨，清風徐來的后面必將有暴風疾雨的到來!”為平息眾怒，國民黨中常委蔣介石，汪精衛，居正，馮玉祥等于1933年8月聯署發出<保障正當輿論>的通令。並撤銷了顧祝同的江蘇省政府主席職務。

中國記者節的由來

1999年9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以國務院第270號令公布了重新修訂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其中提到"記者節"是一個不放假的全國性節日。《辦法》頒布后，在新聞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9月19日一早，全國各地的新聞工作者紛紛給中國記協打來電話，詢問"記者節"的情況，希望確定這一節日的具體日期，并提出了不少建議。中國記協是全國廣大新聞工作者自己的組織、記者之家，維護新聞工作者的合法權益，代表新聞工作者的利益，幫助新聞工作者弄清楚"記者節"的具體時間是記協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中國記協書記處的領導下，我們翻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發現解放前我國有一個"記者節"。

據史料記載，1933年1月，江蘇《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以"宣傳共產"的罪名被殺害，隨后上海《申報》披載了其被害的消息，在當時新聞界引起震動，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放輿論，保障人權"。在強大的聲勢下，南京國民政府于1933年9月1日，被迫頒布了《保護新聞從業人員及保護輿論機關的通令》。這個《通令》成為當時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的工具。1934年8月，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發出通電，倡議9月1日為"記者節"。這一倡議，立即得到全國新聞界的積極響應。廣大新聞工作者在全國各地聚會，以不同方式慶祝"九一記者節"。當時，不僅國民政府控制區，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也都舉行了慶祝儀式。1944年3月25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正式核定9月1日為"記者節"。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頒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提到了"記者節"，但沒有明確是否承襲沿用原"記者節"的日期，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也從來沒有過過"記者節"。

新中國的"記者節"到底定在哪一天?中國記協黨組、書記處在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研究，并經主席辦公會議討論同意，認為"記者節"的具體日期定在11月8日比較適宜。眾所周知，中國記協(前身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成立于1937年11月8日，是由周恩來倡導支持創立的新聞工作者統一戰線組織。1949年，它同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15個全國性人民團體及民主黨派一起發起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新聞工作者的惟一有代表性的人民團體。幾十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它積極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和活動，為團結我國廣大新聞工作者，推動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以及在開展國際新聞界友好往來等方面做出了顯著成績，在國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中國記協是由中央級新聞單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新聞工作者協會、各專業記協及其它新聞機構、新聞從業人員聯合組成的全國性人民團體，代表著全國75萬新聞工作者，以其成立日作為"記者節"的日期，有著廣泛的代表性。中國記協將這一建議報國務院后，國務院于2000年8月1日正式批復中國記協，同意11月8日確定為中國"記者節"。從此，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