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說：“《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可是，從全篇詩句中，并無“雨多”之意，也無“政多如雨”之言，因而歷朝歷代很多人都懷疑詩題與詩意不合。有人疑為“雨無止”；有人疑為“周無正”（正，同“政”）；更有人說韓詩有《雨無極》篇，首二句為“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毛詩脫（參看朱熹《詩集傳》、高亨《詩經今注》、袁梅《詩經譯注》等）。朱熹說，脫兩句的說法，“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詩集傳》）。因此，各執一說，莫衷一是。還是姚際恒《詩經通論》中說得好：“此篇名《雨無正》不可考，或誤，不必強論。”所以，只好存疑了。

《毛詩序》說是“大夫刺幽王”是對的。詩中說“曾我暬御，憯憯日瘁”，看來這位作者，這位大夫，應是周幽王的近侍之臣。周幽王昏憒荒淫，朝政混亂腐敗，是歷史上有名的。他信用虢石父等佞臣，加重了剝削，再加地震及旱災，使人民流離失所，災難重重；他寵愛褒姒，廢除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結果引起了申侯的極端不滿。在周王朝饑饉混亂之際，申侯聯合犬戎等外族勢力，一舉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攻陷了鎬京，消滅了西周王朝。西周王畿之地，也遂為犬戎等族所侵占。宜臼在申、魯、許等國的擁立下，嗣立為王。迫于無奈，由秦國護送，東遷于洛邑（今河南洛陽），又由晉、鄭等國的夾輔而立國。這就是東周的始君周平王。這位作者，親身經歷西周的陷落和東周的建立，看到政事荒怠、社會混亂的現實，既埋怨老天爺的“弗慮弗圖”和周幽王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又埋怨那些“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們自私自利、不勤王事并且嫉恨忠于國家、勤于王事的好人，所以自己面對離亂黑暗的政局，只有“鼠思泣血”，直陳時弊。

全詩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參差錯落中見整飭。

詩的第一章首先以無限感慨、無限憂傷的語氣，埋怨天命靡常：“不駿其德”，致使喪亂、饑饉和災難都一起降在人間。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遙自在，而廣大無罪的人，卻蒙受了無限的苦難。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實際上是借以諷刺幽王。接著，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殘酷的現實問題：“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可是在這國家破滅、人民喪亡之際，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們，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僅不能為扶傾救危效力，反而乘機做出各種惡劣的行徑。因而，第三章作者就進一步揭示出了造成這次災禍的根本原因：國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為，不知要把國家引向何處；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紂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無忌憚的壞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語言指出：戰禍不息，饑荒不止，國事日非，不僅百官“莫肯用訊”，國王也只能聽進順耳的話而拒絕批評，只有他這位侍御小臣在為危難當頭的國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訴自己處境的艱難。由于國王“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說會道之徒則口若懸河。自己“維躬是瘁”，而他們卻“俾躬處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國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為使自己無法諫諍了。對比鮮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進一步說明了目前“于仕”的困難和危殆。仕而直道，將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見怨于朋友。左右為難，憂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勸那些達官貴人遷向王朝的新都吧，他們又以“未有家室”為借口而加以拒絕，加以嫉恨，致使自己無法說話，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實，他們在國家危難之際，外地雖然沒有家室，也照樣紛紛逃離了。

由此可見，這是一首抒情詩。作者面對國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憤萬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國王信讒拒諫、是非不分。執事大臣或茍且偷安，或花言巧語，致使天災人禍，一起降臨人間。面對昏君亂世，他憂國憂時，苦惱悲哀，雖想要勤于國事，救危扶傾，而又處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憂傷、悲痛，怨天尤人，無可奈何。真可謂處饑饉、危亡、離亂之世，心有救亂濟世之志，而行無救亂濟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現實真象，以發泄他滿腔的憂憤罷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摯的。這是時代的吶喊和哀怨，因而對讀者進一步認識那個時代的歷史和那個時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義的。

作者在抒發他那復雜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時，通篇采用了直接敘述的方式來表達，少打比喻，不繞彎子，語言質樸，感情真實，層層揭示，反覆詠嘆，時而夾雜一些議論，頗有一種哀而怨、質而雅的藝術之美，值得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