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充滿著憂憤情緒的哀怨詩。從詩本身所表述的內容來看，當是詩人的父親聽信了讒言，把他放逐，致使他幽怨哀傷、寤寐不安、怨天尤父、零淚悲懷。《毛詩序》說：“《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毛傳還補充說：“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悅）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對于這一歷史史實，司馬遷《史記·周本紀》記述得更為詳實。但此詩是宜臼自作，還是宜臼之傅所作，各家又有不同說法。宋人朱熹在《詩集傳》中說：“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后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詩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可是，他在注《孟子》時，又反趙岐注而認為是“太子傅之作”，并在《詩序辨說》中說：“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可見，他也是首鼠兩端，舉棋不定的。三家詩又與上述諸說大相徑庭，提出了新說。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中說：“魯說曰：《小弁》，……伯奇之詩。……（尹）吉甫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于吉甫，放之于野。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指《履霜操》一詩）。宣王出游，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乃射殺后妻。”孟子解此詩時，曾說“《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孟子·告子下》）”，趙岐注《孟子》，又據魯詩說而定為伯奇之作。因此后世的學者，有持毛說者，有持魯說者，持此者非彼，持彼者非此，致使讀者也莫衷一是。還是余冠英在《詩經選》中說得好：“這些傳說未可全信，但作為參考，對于辭意的了解是有幫助的。”至于還有人說這是一篇“棄婦之詞”（袁梅《詩經譯注》），更只能“姑備一說”了。

全詩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訴總起，先言“我獨于罹”的憂傷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歸飛提提”的景象為反襯，以“民莫不谷，我獨于罹”為對比，以“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為感嘆，充分揭示他內心沉重的憂怨之情。他無罪被逐，只有對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見景象，抒發自己內心的傷感。平坦大道上生滿了雜亂的茂草，象征他平靜的生活突然產生了禍端。他憤懟悲傷，“惄焉如搗”，臥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顏早衰，詩句形象地展示出他憂怨交織的心情。第三章敘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雖然面對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對父母懷有恭敬孝順之心，但和父母的關系是“不屬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無奈地歸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語言極其沉痛。第四、五兩章又以在外所見，敘述自己苦無歸依、心灰意懶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而自己卻“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歡暢而富有生機，而自己卻“譬彼壞木，疾用無枝”。他孤苦一身，漂蕩無依，其內心的痛苦憂傷，別人是無法理解的，更見逐子失親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親殘忍，不念親子之情。他說，野兔投網還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還有人埋葬他，而父親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隕之”了。第七章指責父親，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讒”，不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結果顛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詩人的內心也由“憂”進而“怨”了起來。最后一章，進一步敘述自己被逐后的謹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災禍背景就像山泉那樣高深難測，因而警惕自己“無易由言”。因為“耳屬于垣”，會隨時讓壞人抓住把柄、進讒陷害。但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們不要再去觸犯他，又心灰意懶地感到后事難卜、前途渺茫。這四句亦見于《邶風·谷風》，可能是當時習用之辭，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復雜心情的比擬說法。由此可見，這首詩以“憂怨”為基調，對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傾吐，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詞懇切，致使憂怨哀傷之情充滿紙上，對讀者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作者在抒發自己的思想感情時，采取了多樣的藝術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襯托，或即眼前之景以興內心之情，或以客觀事物的狀態以比喻自己的處境。賦、比、興交互使用，泣訴、憂思結合，內容豐富，感情深厚，給人以具體、形象的感受。

在組織結構上，其布局也是精巧的。方玉潤《詩經原始》說它“整中有散，正中寄奇”，“離奇變幻，令人莫測”，確實頗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