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毛詩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因詩中直接頌揚的是仲山甫，而不是周宣王，故朱熹《詩集傳》認為是“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清人郝敬既不贊同毛說，也不以朱說為然，他提出此詩合《春秋》微言大義之旨，仲山甫具才德位望，為輔弼重臣，宜常在王之左右，城齊之役，不勞相煩，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實有規諷之意。《序》謂“美”，郝謂“諷”，二說視角不同，自然見解相反，然也有共同點，那就是皆著眼于此詩的言外之意，非詩中的基本內容。見仁見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論，如果就詩說詩，當以朱熹說為勝。

此詩首章起句不凡，方玉潤《詩經原始》評曰：“工于發端”，“高渾有勢。”開頭四句鄭重提出“人性”這一命題，哲理意味甚濃。前人多認為這是最早的“性善論”，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與孔子的闡釋作為論“性善”的理論依據。但從全詩考察，似乎詩人并不是倡導什么“性善論”，他只不過是借天賦予人以善性，為下文歌頌仲山甫張本。戴震《詩補傳》指出：“詩美仲山甫德之純粹而克全，故推本性善以言之。”第一章頌揚仲山甫應天運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總領全詩。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遺余力贊美仲山甫的德才與政績：首先說他有德，遵從古訓，深得天子的信賴；其次說他能繼承祖先事業，成為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實代言人；再次說他洞悉國事，明哲忠貞，勤政報效周王；繼而說他個性剛直，不畏強暴，不欺弱者；進而回應前幾章，說他德高望重，關鍵靠自己修養，不斷積累，因而成了朝廷補袞之臣。詩人對仲山甫推崇備至，極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備、身負重任、忠于職守、攸關國運的名臣形象。七、八兩章才轉到正題，寫仲山甫奉王命赴東方督修齊城，尹吉甫臨別作詩相贈，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歸。全詩基調雖是對仲山甫個人的頌揚與惜別，但透過詩中關于仲山甫行事與心理的敘述，從中大體能體察到處于西周衰世的貴族，對中興事業艱難的認識與隱憂，以及對力挽狂瀾的輔弼大臣的崇敬與呼喚。不難理解，此詩對仲山甫的種種贊美，是真實的、現實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著詩人所代表的這一階層的期盼。有人斥此篇為“諛詞”，似乎過苛。

此詩主要以賦敘事，開篇以說理領起；中間夾敘夾議，突出仲山甫之德才與政績；最后偏重描寫與抒情，以熱烈的送別場面作結，點出贈別的主題。全詩章法整飭，表達靈活，為后世送別詩之祖。在《詩經》中此篇說理成分比較濃厚，在詩歌發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筆，姚際恒《詩經通論》評開頭四句說：“《三百篇》說理始此，蓋在宣王之世矣。”后世“以理為詩”當溯源于此。此詩語言也很有特色，盡管多用說理、議論，卻不迂腐呆滯，這除了詩人的激情之外，還在于語言運用獨具匠心，詩人多以民間俗語入詩，如表現仲山甫扶弱鋤強的性格特征、贊美仲山甫重視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語來襯托，這比直說簡潔、形象，又有理趣，說理中注進了詩味，故姚際恒稱此為“奇語”（同上）。詩中一些形象生動、富有哲理的語言，有的經后人使用或提煉，至今仍活在人們口頭，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愛莫能助”、“穆如清風”等。善用虛詞與疊字詞本是《詩經》的語言特點，此篇獨特之處是“之”字的運用，全詩十二個“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個，其中第六章連用五個“之”字收句，娓娓道來，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際恒指出“多用‘之’字，見纏綿之態”（同上）。第十、八兩章連用“業業”、“捷捷”、“鏘鏘”、“彭彭”、“骙骙”、“喈喈”等疊字詞，鋪敘送行場面的壯觀和行動的迅捷，繪聲繪色，增強了詩的形象性與節奏感。此詩押韻復雜，除五、六兩章用一韻外，其余各章皆用兩韻，韻腳也變化不定，如第一章則、德為韻，下、甫為韻；而第二章德、則、色、翼、式、力為韻，若、賦為韻；第三章考、保為韻，舌、發為韻；幾乎無規則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譯詩盡可能保留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