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張詩文“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又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這首詩完全體現了他的這種理論主張，既不為藝術而藝術，又不為自我而藝術。詩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濟”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現了詩人推己及人、愛民“如我”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封建社會開明官吏樂施“仁政”、惠及百姓的進步思想，激動人心。

“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是全詩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貴在兼濟天下，做利國利民之事，不能只顧獨善一身。白居易《與元九書》說：“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白居易自謙稱）雖不肖，常師此語……志在兼濟，行在獨善。”這兩句可視為白居易的抱負和志向，也可視為他希望實行“仁政”的政治主張和處世哲學。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的處世哲學。

作品結尾四句“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源于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它表明，兩位偉大詩人的博愛情懷都是一致的。宋代黃澈在《鞏溪詩話》中曾對兩詩的優劣進行了論述。其實這大可不必區分優劣。兩人都是面對自我處境的一種超越，只不過老杜并未愁苦于個人饑寒、白氏并未沉溺于個人飽暖而已，皆為難能可貴。無論自身寒暖，詩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憂慮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藝術的高明之處在于，表面寫的是“穩暖”，實質寫的是“仁政”。或者說，“穩暖”只是其寫實，“仁政”才是其虛擬，即意象創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為河南尹，轄區就是洛陽城。后來，他又寫了一首內容相近的詩《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其中寫道：“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同樣表達了他的愛民激情，同時也蘊含著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詩中說得異常明確：“我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此裘非繒（古代絲織品總名）亦非纊（細絲綿），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鈍拙制未畢，出亦不獨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經五次考績才可轉官。意謂任滿），與君展覆杭州人。”顯然，白氏所謂“裘”，實乃“法度”、“仁政”的一種象征。不管是“蓋裹周四垠”，還是“都蓋洛陽城”，均要實施“法度”、推行“仁政”。作為封建官吏，他要維護的當然是封建統治，但在客觀上也給平民百姓帶來一定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