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并先后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贊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始。”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么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于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并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