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黃州官妓》

蘇軾

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宜。

卻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這首詩收錄在清人馮應榴編注的《蘇文忠公詩合注》中。蘇東坡即將離開貶所黃州前夕，在一次送行的宴會上，官妓李宜求其在自己的領巾上題詩。蘇大學士寫完前兩句，即擱筆與客人笑談應酬。并且此二句詩看似意境平平，似無奇特之處。良久，李宜再拜來求，蘇軾方才想起此事，遂補足畫龍點睛的后兩句。

此事被傳為佳話。如同杜甫那句“黃四娘家花滿蹊”，讓鄰居黃四娘留名至今;蘇軾這首詩，也使一個默默無聞的官妓“李宜”，成了知名人物。然而，《贈黃州官妓》其實是有多個版本的。

例如：

東坡四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

主要區別在第一句的“時間”和第二句的“人名”上。然而，當我考證原詩中的時間關鍵詞到底是“四載”還是“五載”時，卻又發現了一個“七載”的版本;并且這個官妓的名字，也出現了第三種寫法——李琦。于是引發了我的興趣，很想弄個究竟。

蘇東坡在黃州住了幾年?

我查找了和這首詩有關的一些古籍文獻，發現除《蘇文忠公詩合注》外，還有《春渚紀聞》 和《清波雜志》兩部宋人筆記，以及宋代學者陳巖肖的詩評《庚溪詩話》，都對詩作和背景有記載。何薳的《春渚紀聞》卷六為《東坡事實》，所引詩、文多為輯佚者所取，即蘇軾詩文集中沒有的。其中一則內容題為“營妓比海棠絕句”，原文如下：

東坡在黃日，每日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詩，題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少而慧，頗知書，時亦每顧之，終未嘗獲公賜。至公移汝，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熟視久之，令其磨研，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即將撤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 其中“七歲”二字可以肯定是錯誤的。根據林語堂《蘇東坡傳》附錄的蘇東坡年譜，因“烏臺詩案”，蘇軾于元豐三年(1080)二月謫居黃州，并于元豐七年(1084)四月離開。也就是說按照史實的話，蘇軾在黃州應該住了四整年才對。

但是，“五載”這個版本是錯的嗎?馮應榴是著名的乾嘉學者，潛心專研詩學。他匯集歷代舊注，對蘇詩重作注疏，嚴謹性和準確性自不必懷疑。因而，說“五載”也是對的，為什么呢?我們都知道古人有服喪守孝三年的說法。而實際情卻是，如若喪期恰巧從第一年的年尾算起，那么到第三年的年頭，總共才十幾個月，也可以號稱三年;在春秋時期，比較常見的是二十五個月的服喪期。因為兩年是二十四個月，再增加一個月，超過兩年就可以算作三年了，可見古人是很會“討巧”的。

由此便不難理解，“東坡五載黃州住”這句是沒毛病的了。1080年2月到1084年4月已經超過48個月，因而可以號稱“五載”。

多個版本的具體差異及其辨析

《清波雜志》和《庚溪詩話》所載的內容與《春渚紀聞》大致相同，只是詩句細節略有出入。《清波雜志》中，官妓的名字是“李琦”，全詩記載為：

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

卻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除去人名外，主要差異是第三句中的“城南”，與其它版本“西川”二字有所不同。首先看“城南”，針對的是杜甫出身于“城南杜氏”，及其困守長安10年期間的居住地而言;“西川”則是指他漂泊蜀中的10年，“西川”即古代益州的行政區劃名。

雖然兩者都沒錯，但我以為用“西川”更接近原詩所要表達的題旨。原因與第四句中的”海棠“有關。海棠花雖然分布廣泛，但在古代卻以蜀地最為聞名。陸游便有“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自別西川海棠后，初將爛醉答春風”等詩句;賈島被貶四川時也寫過一首詠海棠的絕句，前兩句為“昔聞游客話芳菲，濯錦江頭幾萬枝。 ”(一說作者為晏殊)

《庚溪詩話》中的人名與馮應榴注疏版同為“李宜”，或許馮應榴的選本對其有所承繼。特別之處在于，其所引蘇詩的第一句，既沒提幾年也沒說黃州，全詩如下：

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

“東坡居士文名久”這句，顯然不如清楚交代時間、地點的前兩個版本更符合詩意，也不似出自詩文造詣深厚的蘇大學士手筆。《清波雜志》與《庚溪詩話》成書皆在南宋，前者或略早些。《春渚紀聞》寫于北宋，但從其所載“東坡七歲黃州住”這句上看，顯然并不完全準確。因而，哪一家的版本更接近蘇軾原作，已無確鑿的證據可考，或者說馮應榴的注疏早已替我們完成了考證。因此，鑒于《蘇文忠公詩合注》在蘇軾研究領域的權威性，我們也只好以他的版本為準。

“何事無言及李宜?”避諱還是另有原因?

下面再說官妓名字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個人比較認同《春渚紀聞》中的“李琪”，可能是更接近于原詩的版本。而馮應榴采用“李宜”這個名字，或許是經其考證過的官妓真名。二者并不矛盾，理由我在后文會詳細說明。

前文引用的《春渚紀聞》中，先說蘇軾從不吝惜墨寶——“至于營妓供詩，題帶畫，亦時有之”，然而李琪卻始終沒能得到他的一字一畫。何至于此?文中沒有說明。而《庚溪詩話》則有“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句，意為李宜內向，不愛說話。

有觀點認為原因或許沒這么簡單。因為聯系蘇軾被貶謫黃州的遭遇，便可知道，在 “烏臺詩案” 中，與何正臣、舒亶、李定一同彈劾他的，還有一個名叫李宜之的人。李宜之與李宜的名字太過相似，蘇軾可能由于不愿想起李宜之，連帶書寫李宜的名字也有所忌諱。以至于最后李宜索要題詩時，蘇軾還在詩句中將李宜故意錯寫成“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關于這后兩句的用典，有觀點認為杜甫的母親名諱海棠，所以在號稱“海棠香國” 的西蜀生活了十年的杜少陵，從未寫過與海棠相關的詩句。王禹偁曾說：“少陵在蜀，并無一詩話著海棠，以其生母名也。”洪邁的《容齋隨筆》中也有“杜少陵母名海棠，故不詠海棠，理或然歟”的記載。雖如此，然杜母真名早已無法考證，但杜甫沒寫過海棠詩卻是事實。所以，東坡這樣寫的高明之處在于一語雙關，既抬高了官妓的地位，又暗含自己的避諱之意。

這個說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我仍覺得過分牽強。蘇東坡素來豁達，不可能因此而特殊看待一個官妓。所以我以為，《庚溪詩話》的記載仍舊可取。因為就算蘇東坡“醉墨淋漓，不惜與人”，也總要對方首先提出要求吧?沒有主動上前給別人題詩作畫的道理。因而最大的可能還就是李宜內向，始終沒好意思開口，眼看這位大學士要離開黃州了，才在送行宴上鼓足了勇氣說出心愿。未曾料到的是，正是這一行為，使她如杜甫詩中的黃四娘、李白詩中的汪倫一樣，也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清波雜志》載此事后評曰：“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但最耐人尋味的，也如同杜甫不寫“海棠詩”，或者說杜母名諱不可考的問題一樣，還是這位傳奇官妓的名字之謎。既然我們不得不以馮應榴的考據為準，那我也不妨大膽推測：如果“李宜”是她的真名，“李琪”是蘇軾題詩錯寫的名字，而《清波雜志》中所記載的“李琦”，若非誤寫的話，自然就是官妓的藝名了?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