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的故事
　　《刑賞忠厚之至論》是蘇軾二十一歲考進士的試卷文字。宋人曾作為逸話流傳，說歐陽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禮部考試，請詩人梅圣俞閱卷，梅閱此文后以為有“孟軻之風”，薦于歐陽修。此時歐陽修門下士曾鞏也在同試，他倆認為此文優異，可能是曾鞏作的，歐陽修為了避嫌不敢定為第一，遂降為第二。但是文中所舉堯與皋陶的對刑法的互相制約的例證，不知其出處，待蘇軾拜見問他，蘇軾笑道：想當然耳。竟是他捏造出來哄騙試官的，歐，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實際所引事例出于《禮記·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蘇軾臨考時誤記為堯的事了。好事者因不知出處，遂加以增飾，造作出這段佳話來。但從這佳話中也反映出古代應試文字的情況。對于這類文字不應過于執著，認為真的表達了作者的見解，其實不過是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態。在這篇和下面幾篇所選的蘇軾的幾篇論文，就都是蘇軾為應試而擬作的文字。蘇軾在其《答李之儀書》中曾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又因應舉制策課，就寫了些“妄論厲害，攙說得失”的文章，“此正制科人習氣”。這局客氣話，雖含有遁詞成分，但也道出其中幾分真情。所以讀這些文字的時候，應予考慮。

題目出處
　　本篇題目出自《尚書·大禹謨》偽孔安國的注文：“刑疑付輕，賞疑從眾，忠厚之至。”為了扣題，其立論不過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堯舜周孔，屬于當時的濫調。但是作者在扣緊題目布局謀篇，引用圣經賢傳與論據緊密結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筆酣暢，說理透辟。用這些手段來引起考官的注意，則是很成功的。

創作背景
　　宋代王安石執政后，立即對取士制度進行改革，廢止了考詩賦，而改用經義，以發表政治見解的時務策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以便選拔一些通經致用的人才，為變法服務。這種政論性文體稱為策論。策論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問題展開論述，即論證某項國家政策或對策的可行性與合理性，側重于考查考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刑賞忠厚之至論”就是宋嘉祐二年禮部進士考試策論的題目。

　　策論是國家向知識分子尋求關于某某問題之對策的一種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蘇軾參加禮部進士考試，其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文章雖然是考卷，卻并非應付考試，也沒有刻意推測考官喜歡什么，思考的問題也相當深刻。一個看起來似乎很枯燥的題目，作者卻說得有聲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沒有一般試卷的戰戰兢兢揣摩諂媚討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時刻，風清月白，靈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過如此。如果不說是策論，讀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紙試卷的。區區六百言，讀起來有青銅之音。

　　蘇軾的這篇策論，至今令人激動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經引發一個著名的典故，在文中，東坡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主考官歐陽修曾就此事出處問蘇軾，蘇軾答云：“何須出處。”這種回答很令人想到當年陳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歐陽修時代“載道”“言必有出處”乃是風氣，蘇東坡公然杜撰了一個典故來為他的論點辯護，這是后世中國那些言必某某說的戰戰兢兢的知識分子根本無法相比的。

　　（以杜撰的寓言立論，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將杜撰托于圣人之言，當作史實來立論，就未免失之虛妄，更談不上什么節氣。言必某某說的知識分子固然“戰戰兢兢”，但為學問者，引申大家言論者，怎么能不“戰戰兢兢”呢？如果連真實性都無法保證，“某某說”成為文人杜撰的工具，那也太荒謬了。事實上，先有論點，再為論點找證據，甚至捏造證據一直都是我國文人為人所不齒的原因。蘇軾這種做法值不值得稱贊，實在需要謹慎。)------說的好！！！

　　“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策論的題目只是規定文章的內容，并不強求贊成或者否定，僅僅是要求對此問題發表高見。而且這個問題不是一般的問題，是關于國家制度的問題。孟德斯鳩曾經著有《論法的精神》，上下兩大冊。《刑賞忠厚之至論》也是論法的精神，把“法”的兩個方面，寬容與界限，“仁可過，義不可過”說得那么清楚，不過是區區六百字。

　　年輕時就有“仁可過，義不可過”這種立場的蘇軾，成為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成為知識分子的典范，對中國文明產生巨大的影響，顯然與科舉制度有關。同時，無數人才被科舉制度中良知泯滅的考官的個人專制所扼殺，也令科舉制度最終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