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舒亶是堅定的新黨后輩，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遷，而是為蜀人張商英所薦。自舒亶進入北宋政壇開始，新舊黨變法之爭已趨激烈。舒亶進入臺諫以后，以忠直稱。先是從嚴處理了鄭俠、王安國案，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對熙寧新法的反攻。元豐初，已經在貶的蘇軾因譏諷朝政而被捕，在時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導下，開始對蘇軾的羈押審問，是為“烏臺詩案”。由于蘇軾文名極盛，當時朝野即對此案展開廣泛議論，如蘇轍曾言蘇軾何罪，“獨以名太高”。后蘇軾雖定罪坐實，但在輿論營救下特赦開釋。元豐年間，新黨雖仍占上風，但神宗已對改革和改革派產生懷疑，進而對新黨由支持轉向利用。也正在這一時期，舒亶擔任御史中丞，從而走上了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此時，新黨與溫和派之間，新黨內部，已多分裂。元豐四年，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擊王珪的政治陰謀。元豐末年，又主導了張商英案。

　　舒亶雖是新黨，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黨人，也因此，在元豐末期，他舍棄黨派利益而劾張商英，而紹圣年間他也沒有回到權力核心。

　　宋史中舒亶見于卷三百二十九列傳第八十八。其主要的材料取自《邵氏見聞錄》，而后者，是一部極不真實，充滿了保守派的謊言的作品。在研讀宋史這一部分記載時，讀者要倍加小心。

人物介紹

舒亶是堅定的新黨后輩，并非由王安石直擢超遷，而是為蜀人張商英所薦。自舒亶進入北宋政壇開始，新舊黨變法之爭已趨激烈。舒亶進入臺諫以后，以忠直稱。先是從嚴處理了鄭俠、王安國案，有效扼止了保守派對熙寧新法的反攻。元豐初，已經在貶的蘇軾因譏諷朝政而被捕，在時任御史中丞的李定主導下，開始對蘇軾的羈押審問，是為“烏臺詩案”。由于蘇軾文名極盛，當時朝野即對此案展開廣泛議論，如蘇轍曾言蘇軾何罪，“獨以名太高”。后蘇軾雖定罪坐實，但在輿論營救下特赦開釋。元豐年間，新黨雖仍占上風，但神宗已對改革和改革派產生懷疑，進而對新黨由支持轉向利用。也正在這一時期，舒亶擔任御史中丞，從而走上了政治斗爭的風口浪尖。此時，新黨與溫和派之間，新黨內部，已多分裂。元豐四年，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擊王珪的政治陰謀。元豐末年，又主導了張商英案。

舒亶雖是新黨，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黨人，也因此，在元豐末期，他舍棄黨派利益而劾張商英，而紹圣年間他也沒有回到權力核心。

宋史中舒亶見于卷三百二十九列傳第八十八。其主要的材料取自《邵氏見聞錄》，而后者，是一部極不真實，充滿了保守派的謊言的作品。在研讀宋史這一部分記載時，讀者要倍加小心。

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是北宋年間的一場文字獄，結果蘇軾被抓進烏臺，被關4個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蘇軾的詩歌確實有些譏刺時政，包括變法過程中的問題。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告發，后在御史臺獄受審。所謂“烏臺”，即御史臺，因官署內遍植柏樹，又稱“柏臺”。柏樹上常有烏鴉棲息筑巢，乃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后人評價

舒亶在烏臺詩案的表現歷來成為他人生的污點。舒亶的行為固然有“過頭”之處，特別是將蘇軾的一些詩句與文章“上綱上線”，確實有悖“君子之道”，為后世所鄙視。但是，他與蘇軾主要是由于政見與觀念不同而導致的矛盾。蘇軾看到了新法實行中的弊端，看到了變法帶來的混亂，因此以詩歌形式表達他的意見。而舒亶積極贊成并參與變法，且性格執拗，在他看來，蘇軾雖名高天下，但反對變法、詆毀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彈劾張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類似的文人品性。張商英是新黨的重要人物，為四川新津人，與舒亶同為新黨中的王（安石）黨30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黨中人。據《宋史》記載，這位權重位高的新黨領袖人物，給了舒亶一封信，并將女婿的文章讓舒亶指點，結果舒亶不僅不予指點，而且“恩將仇報”，將張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彈劾張商英以宰輔之重干擾諫官的工作。結果張商英被免職貶為江陵稅官。世人由此認定舒亶是恩將仇報的奸人。

據歷史資料研究與分析，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為元脫脫主編，在二十四史中差錯最多，特別是有關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見聞錄》，而此書是邵伯溫所作，邵伯溫是一個充滿偏見并偏執的舊黨人物，因而此書對新黨人物的記載就極不真實。好在同一時代的文獻《東軒筆記》記載了這件事，其過程相似，但原因卻完全不同。

原來張商英要女婿在科舉考試中順利中舉，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寫信暗示，另送文章給他以作聯絡。讓張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讓“有關部門”幫助，從而失去其監察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書中寫上自己的反感。最后張商英的這種行為受到懲處。

敢作敢為的舒亶被連續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彈劾，一些朝官對以舒亶為首的御史臺也多有不滿。《宋史》載：“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多私”未必，但這個時期的舒亶意氣飛揚倒很可能是事實，因為他正處在仕途的黃金時期。但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豐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論奏朝廷錢糧等事與尚書省產生矛盾。也許是神宗為了平衡新舊兩黨的力量，發話說：“身為執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舒亶就這樣被罷免了。盡管以“微罪”罷免，但朝廷一片歡呼，因為對朝官而言，少一個比較會“尋麻煩”的人畢竟不是壞事。當時對此事的記載是“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

舒亶黯然回鄉，遷居鄞縣。那一年他僅42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時期。于是他遷居于鄞縣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懶堂”，一個“懶”字，很可能蘊含著他心中的憤懣與不平？自此后終神宗一朝，沒有再被起用。直至紹圣元年，53歲的舒亶才被起用為官，后為朝廷帶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鞏固地方統治。崇寧二年，舒亶生病死于軍中，終年62歲。

余姚學士橋

學士橋位于余姚大隱鎮里埠頭與學士橋村之間的大隱溪上，是余姚市現存最長的古橋梁之一。著名的學士橋已被余姚市人民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據光緒《慈溪縣志》載：“學士橋宋元裕年間(公元1086一1094年)初建，北宋舒亶學士居此。”可見學 士橋之名始于此時。現存橋身系清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捐資重建。學士橋是座石砌平板多孔橋，南北走向，全長70.3米，橋寬1.96米，除兩岸橋堍外，共有橋墩14個，橋孔13個，中間橋墩西端上聳立著六角形有二米高石經塔一座，意在藏經鎮橋(惜已被毀)。橋中孔東側及南端東西兩側面鐫刻“清咸豐四年捐資重修”字樣。橋墩用規整的條石，錯縫砌疊，西端砌成分水尖狀，起到剖水作用，遇山洪時能減輕排洪的阻力。橋面兩邊鋪于4--6米不等長條石，中間鑲嵌長方形石板組成，橋板上鐫刻“五福捧壽”“平升三級”等吉祥寓意圖案。橋面兩側不設欄桿，橋南端用條石鋪砌的石階，北端連接泥石路過80米處小溪上又一座獨孔橋，系學士橋之延伸。整條橋梁兩端呈微弓型向上游方彎曲，使洪水往中流直瀉，以緩解洪水對兩邊堤岸的沖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