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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塞詩主要在唐代發展開來，那么元代的邊塞詩怎么樣呢？它對后世有什么影響？
元代邊塞詩在與之前歷代邊塞詩的對比中，逐漸顯示出它特有的一面。它在內容和情感方面的變化，已使它不同于之前歷代的邊塞詩。在繼承和發展兩個方面，它都有著自己的特色，都有著體現時代特色的內容。我們在回顧這些特殊因素時發現，其實這些還不足以表達它所有的成就。我們將它放進整個邊塞詩發展史上來看的話，它的特殊性可能會更鮮明。它的特殊身份的詩人群體、它的不同的創作體式嘗試，以及它在古代詩歌史上的作用都是我們該注意到的。在元代邊塞詩的創作隊伍中，活躍著一大批少數民族詩人，這本身便是之前歷代邊塞詩中少有的現象。而他們的數量之大和整體水平之高，都超出了之前的歷代邊塞詩，這與元代的社會性質有關。另外，在元代邊塞詩的創作者隊伍中，詩人的身份、地位各異也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他們或高宮，或平民;將士，或謀臣;或為隱逸之士，或為方外之人;身份之復雜與民族之多樣都成為元代邊塞詩創作中的特殊現象，也由此形成了元代邊塞詩迴異于其他邊塞詩的獨特風格。元朝是一個由蒙古族統治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國家統治階級的少數民族身份使他們入主中原后，為了統治數量遠遠超過自己的漢人，必須推行漢化政策及“以漢治國”的策略。隨著漢化程度的曰益加深，各民族詩人用漢文創作的水平也隨之提高。在少數民族詩人創作中，出現大量的優秀漢文作品便不足為奇。隨著少數民族詩人的加入，元代邊塞詩的面貌發生改變也在情理之中。我們之前所論及的元代邊塞詩的很多新變中，追根溯源的話，有很多都源自詩人的少數民族身份。元代詩人中的少數民族詩人群體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和重點，遠有陳垣、吳梅、鄭振鐸等先生的幵拓之功，近有劉大杰、李修生、鄧紹基等先生的推介之勞，元代的少數民族詩人群體逐漸在學人面前清晰起來。
對于他們的創作和成就，學界也逐漸開始肯定，這種學術氛圍為我們再次介紹他們及其成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元代創作邊塞詩的少數民族詩人不在少數，這與統治階級的民族性及其國家、民族政策等有密切關系。元朝的特殊國家性質和它遼闊的疆域使其統治政策和重心也迥異于前朝，蒙古族的崛起和一統天下，促進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也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元世祖忽必烈的推行漢法改革，提倡儒學，仁宗時期恢復科舉等舉措，都為蒙古和色目等少數民族子弟學習漢文化提供了有效環境和動力。因此，有元一代，涌現出了很多善于用漢語創作的少數民族文人，他們在詩文、詞曲、雜劇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有令人矚目的成就。
元代邊塞詩人隊伍倍受關注，不僅因為他們的民族出身，而且也源于這些詩人們不同的身份地位。這里有居高位的扈從大臣，如以翰林直學士、兵部侍郎拜監察御史身份扈從上都的周伯琉;也有隱居深山的隱士，如鶴鳴老人李俊民，如集隱士與重臣為一身的劉秉忠;還有不入紅塵的宗教人士，如丘處機。他們的身份、地位的差異，以及所生長的環境的不同，使他們的邊塞詩創作呈現出不同的特色，這些身份本身亦成為元代邊塞詩的特色。
在金元之際，李俊民是一位有名的隱者，李俊民，字用章，號鶴鳴老人，澤州人。生活在金末元初，在金末元初文壇，名望僅次于元好問，他一生著述頗豐，但因兵燹連綿，存之甚少，金末，“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金源南遷，隱于嵩山，后徙懷州，俄復隱于西山。”忽必烈在潛邸時，劉秉忠曾極力推薦他，世祖“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欲授以高官，李俊民堅辭不受，請求還山，忽必烈遣人護送之，死后，賜謚莊靖先生。
李俊民的邊塞詩相對較少，但在這有限的詩歌里，我們也能感受到他對于邊塞題材的獨特感受，“老眼近來聞淚少，那禁月下搗衣聲”中那不斷的姑聲和老態龍鐘的隱者形象讓讀者感懷不己。較有新意的是他的邊塞詩聯句之作《詠取周人漢廣詩》，是對歷代邊塞詩中相關詩句的一種集大成，也是元代邊塞詩體式上的一種新變。如果說李俊民是一位純粹的隱士的話，那么劉秉忠的隱居便帶有一種政治目的，是為之后的出仕蓄勢。在元代邊塞詩創作隊伍中還活躍著一些方外人士，他們信仰不同的宗教，崇尚不同的道義，他們由于各種因緣與邊塞結緣，并留下很多優秀的邊塞詩，如丘處機及其弟子。
實際上，他的弟子李志常所著的《長春真人西游記》雖不是邊塞詩作，但卻為我們了解元代邊塞詩，特別是西征詩留下了很多寶貴的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多丘處機西征途中的詩歌，并為研究中西交通和地理等知識的學人提供了不少寶貴材料。元代邊塞詩人身份與地位的不同，也帶來了不同的邊塞詩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加上不同的人生經歷和感悟，在他們的筆下匯成了一首首風格迥異的邊塞詩，永遠流動在后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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