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被趕出長安，心情無限激憤和失望。但又看不見別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悶。在這首送岑征君歸隱的詩里，這激憤、失望，苦悶的心情一齊迸發出來，化為對唐玄宗統治集團的控訴和同黑暗政治現實決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寫岑征君是相門之子，有著謝安一樣的雅望。詩人以豐富的想象，大膽的夸張，生動的比喻，以騰飛的巨龍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體現了他創作方法上的浪漫主義的藝術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寫送別岑征君當時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歸隱鳴皋山的原因。詩中寫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襯了現實的黑暗。征君歸隱鳴皋山雖是無可奈何之舉，但隱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純凈，同權貴專權，爾虞我詐的黑暗現實對立的。無論是送別的情景，還是想象中的隱居生活又都表現了詩人極為苦悶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詩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時代謙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賢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視權貴的典型。李白在詩中徵引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無非是兩個，一是提出一種理想化的君臣關系，借以批評唐玄宗的“輕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態度，決不以犧牲人格來換取功名。李白的這種追求人格價值的理想，產生在盛唐政治開明的社會歷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時代精神的培養和滋育，代表了中國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富有人格價值、值得布衣寒士驕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詩人則把滿腔激憤，失望和苦悶的心情，寫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與斥責。在唐玄宗統治集團統治下，黑白顛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賢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詩人表示，再也不能在這個黑暗的現實里呆下去了。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現實生活，以消極歸隱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反抗的，當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極因素。